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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特点：
事实上，尽管一些法学报刊杂志、一些法学界人士为最高法院的这一司法解释开唱赞歌之际，网上已有少数网友几乎完全是凭直觉指出了这一司法解释的潜在问题，质疑说人们不禁要问，这是在为什么人立法。
倒丁字形结构论更有说服力，它采用国际社会经济地位指数对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职业数据进行测量，认为中国的总体社会结构既不是橄榄型，也不是金字塔型，而是一个倒过来的丁字型。（一）形式法治形态的合理性及其限度显然，乡村社会的变迁对乡村司法产生了新的需求，使得乡村社会与国家法律越来越具有亲合性。
当客观现实有利于主体愿望的实现，它就具有正价值，从而属于应当，否则就属于不应当。总体而言，基层法官在送法下乡行动中越来越消极。访谈时，这个法官说：现在农民也懂法了，我们只需要依法办案就行了，没有以前那么麻烦。当前的送法下乡，基层法官处于较为独立的地位，其送法下乡行为往往基于乡镇政府的邀请，而乡镇政府并没有制度上的资源，主要依赖非制度性的人际关系。基层法官越有耐心，个人道德越崇高，涌向派出法庭的案件就越多，基层法官就需要更多的耐心。
第一，乡村纠纷的案件类型有所变化，对乡村司法提出了新的要求。[4] 强世功：《法制与治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8页。是如此的无价值，而不得不对其予以最大程度的谴责，附加最为严厉的惩罚。
[42]公众或部分公众这一用语在王碧霞（Wong Pik-har）（1987）HKLR373一案中有所论述。之后，在97《刑法》立法者的价值衡量观中，则出现了一些变化，比如，认为任何聚众淫乱行为都将达到犯罪的无价值程度，而单个人或两人在公共场所的公开淫乱行为则由于多少存在些价值，而被排除出犯罪圈之外。一个是真实的、理想的或自主的自我。引诱未成年人参加聚众淫乱活动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虽然公共场所这个术语没有俗套的意思，但是，法条应当按照它的目的而被解释，而它的目的就是阻止对社会通念的公开嘲弄，而非阻止人们实施意在以秘密方式并采取了合理的方式保证其不被公开的行为。公立学校的教员休闲室。
首先，将引诱未成年人聚众淫乱罪从刑法中删除的观点是不妥的。在刑法法理的语境下，法律不可能是永远准确的[1]。笔者试图寻找国家干预聚众淫乱这种自由的正当化根据，即：聚众淫乱是否使参与者的其他重要利益受损。相反，在大陆法系国家，由于其以演绎的逻辑推理思维为主，相应形成了简要概括的成文法立法传统，一般以一些精要概括的词语，涵盖了大部分事物，法律条文相对较少，不纠缠于细枝末节。
及至20世纪中叶，特别是目睹纳粹刑法对道德的摧残后，恶法亦法的观念，逐渐丧失了市场，法律与道德不存在谁取代谁的问题，而只是庞德所谓的实现社会控制的两种并行手段。或（b）于任何场所意图污辱或触摸他人。即便是分析法学派的代表人物哈特，在同新自然法学派的激烈论战后，亦抛弃了其以往将法律视作道德无涉之物的观点，转而认可了法律中应体现最低限度的道德，现代刑法深受此种思想的影响，力图以刑法维护最低限度的道德。[30]（2）有学者从法益侵害的角度，得出了如下观点，聚众淫乱行为侵犯的是道德中的性观念，不是具体的法益，又因为聚众淫乱行为符合无被害人犯罪的特征，属于无被害人犯罪的范畴，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认为，在确定聚众淫乱是否构成犯罪以及在量刑时，必须考虑该行为是出于人的本能实施的，因此，对聚众淫乱行为应当尽量非犯罪化，但是因为在公共场所实施聚众淫乱行为，侵犯了我国法律关于社会秩序的规定，也就是说侵犯了法益，符合法益侵害说的条件，构成了犯罪，自然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应当说，从经验的思维出发，我们很容易得出聚众淫乱对参与者的弊端，即容易使参与者感染某种疾病，我国学者孟金梅即在其著作《艾滋病与法律》中，将聚众淫乱罪置于与艾滋病有关的犯罪的一种类别
都以皇家科学院出版社为准，以下同）以及Ralf Dreier， Zur Einheit der praktischen Philosophie Kants，载于氏著：Recht—Moral—ldeologie，Frankfurt am Main，1981，S．286—315．而非实证主义 的观点。承认公有财产，并不代表承认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其他代表的权威，决定其权威合法性的标准是该国家是否建立一个对峙的宪政格局。
可以说它是一部充满了理想，对未竟事业具有执著精神的宪法，很多条款与其说规定了国家的任务，不如说规定了国家的理想。任何人承认抽象的公有理想，也暗示着，他接受了基本权利和私人财产必须受到法律保护，否则哪个谈理想就是欺骗。正是在此意义上，抽象地有理想可以作为命令，但仅限于观念领域和道德领域，特别是在哲学思想领域，其还有着重要的逻辑推导意义，后文拟详述。[2]这种理论的当前主要代表是德国法哲学家罗伯特·阿列克西，参见氏著：Begriff und Geltung des Rechts，Freiburg und Munchen，1994．这样一种观点，在现实出发点上主要是基于对二战纳粹恶法的反省，可参见（德国）G．Radbruch，Gesetzliches Unrecht und ubergesetzlichesRecht？（1946），in：Gesamtausgabe，III，A．Kaufmann（ed．），Heidelberger，1990，S．89．[3]参见（英国）约瑟夫·拉兹著：《法律的权威》，朱峰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1—14页，第19页。显然，要求具有较强的规范性，其中内涵的程序规范尤其意义重大。对峙如果没有被从理念具体而来的原则加以规定，就会变成冲突、革命，也就变成了一种描述性理论。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任何人谈理想，首先得明白什么样的理想应该具有什么样的规范效力，它不仅事关理论，而且牵涉到每个人的具体生活和福祉。【参考文献】{1}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时代的论纲（M）．商务印书馆，2006． {2}（德）Niklas Luhmann，Die Ruckgabe des zwolften Kamels，Hrsg．v．Gunther Teubner，Stuttgart 2000，S．2 ff． {3}陈端洪．对峙——从行政诉讼看中国的宪政出路（J），中外法学，1995，（4）． 进入专题： 理想 全民所有 。
倘使仅就思想观念上来讲，在人乃为精神性存在的前提下，这一命令具有重大意义，对于道德自律的人来说，也是具有排他性的。世俗化的社会固然令人困扰，但就此简单地强调回归理想，反而表现得左右失据。
最为重要的则是，由于它的抽象性，即有理想就行，导致这样一个命令不具有可操作性，因此，抽象的有理想根本不具有作为普遍行动规范的能力。具体的理想作为要求，却是当代西方国家宪法法院经常处理的事情之一，例如究竟在人权理想还是美好的生活环境之间如何取舍，在法治国理想与社会福利国之间如何取舍，一旦哪个理想胜出，便从要求变成实际行动的命令[5]。
如果抛弃了这个带有西方文化标签的理想，不仅意味着近百年来包括今天的富强理想根本是南柯一梦，也同样抛弃了自己的传统和立国之本。但是这样一个理想仍旧属于抽象理想，只适用于道德领域和理论世界。【注释】[1]如和谐社会口号的提出，即便是在政治宣传的意义上也可以视其为一个新的政治理想，而非一个单纯的政治治理目标。如前述，抽象的理想适合于作为道德命令和理论假设，就此更合适称其为理念。
建国之后，公有的理想通过立宪成为一个实践上的外在强制性规范和命令，直接将抽象理念上的事物强加到现实和每个人的身上，尽管宪法（1954，1982）上规定有基本权利，也对个人合法所有财产提供保护，但都在一系列国有化和拆迁运动中化为一纸空文。但是，正是这种理想化的假设，使人们置身于自己现实的高处，俯视丛林从而找到出路。
而最大的问题还在于，抽象的理想如果没有进一步具体化，或者说，找不到实现的途径，那么任何理想，都不过是镜花水月。确切说，这里不主要讨论人为什么有理想，而是关注理想作为现实在中国人的精神生命和实践生活中究竟扮演着什么角色，有着什么样的性质，其规范上合理的位置在哪里。
基于此，检讨了当前追问中国法律理想图景可能具有的积极和消极的一面，进而通过分析全民所有这样一个理想，指出面对和谐社会以及其他现实已经存在的理想，问题不在于发现新的理想图景，而是如何找到实现该理想的途径。而一旦赋予听者一个新的具体的理想，无异于落下口实：我才从狼牙中获救，就又陷入你的虎口。
另一方面，因为不存在绝对的正确性，因此作为利益格局基本形式的对峙则必须在法律中加以保障，没有对峙，便没有中立第三方的必要性，权衡因此既没有意义，也不可能{3}。[12]参见《礼记》之礼运篇：大道之行也，舆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如前述，抽象的有理想作为命令具有古典教育的特征，在德国唯心主义传统[7]中有着很强的痕迹，但其作为道德命令，只意味着，你必须有理想，但具体是什么理想则不论。理想作为一种先天形式，内涵于人的目的当中。
套用现代表达就是，天下，乃人民的天下，天下之财，乃人民之财，简言之天下财天下人共有之。抽象地讲理想作为要求和建议，都是在弱的规范意义上来谈的，所涉及问题不多，值得指出的是其作为建议，往往流于空谈，这便是西方古典自由教育与现代制度化教育之间的区别所在，现代性虽为人诟病，但古典自由教育的结果往往是精英教育，而非有教无类。
同理，如果任何学者强调有理想的必要性，而没有提出作为要求，作为可参与到同其他理想进行权衡的具体理想图景，就无法成为学理上论证的对象，进一步也就无法为实践活动提供具体的指引。而今日敬神如神在，或者说信则有，不信则无得以重新反思，也主要是从神在功能意义上就是一个假设，乃是思考得以深入下去的起点处获得启发。
无论是任何意义上的财产全民所有，社会主义也好，传统天下观的继承也罢，一旦作为宪法原则具有规范上的效力，作为事实上的国家权威，都必然意味着，我国宪法既担当起让所有天下人都能丰衣足食、安居乐业的道德使命，同时还从法律具体处承认基本权利，以及私人财产合法所有的公法对峙格局。从这样一种理想财产关系中，我们或许窥得了和谐社会作为当代新理想的形式意义和实质内涵，可以了解到和谐社会作为理想、当今主流的意识形态，为何竟能给人耳目一新之感，而实质却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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